长江大保护十年之变(转文）

（上接第一版）

一座岛治理的理念之变

长江河口上海崇明东滩，芦荡苍茫，鸥鹭点点。

“这里曾经满是互花米草。”长江设计集团上海分公司副总工程师沈波指着一片广阔的滩涂说。循着沈波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连绵起伏，水塘、沙洲参差错落。

作为亚太地区迁徙鸟类或珍稀鸟类重要的中途停歇点和越冬栖息地，崇明东滩一度遭受互花米草的快速侵占。本地原生植物消亡，生物多样性受到重创，直接威胁保护鸟类的栖息。

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互花米草生态控制工程由此启动。

深耕工程设计20年，沈波设计了大大小小数百个工程项目。他不仅深谙工程难题的解决之道，更知悉传统工程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工程师思维强调问题导向，喜欢‘打直球’。但整治互花米草，不能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路。要把生态学与工程学结合起来，用生态的方式改善原生生态。”沈波说。

为减少工程对生态的扰动，工程人员创新采取物理淹没法，在互花米草生长旺季进行刈割并蓄水，使其浸泡窒息死亡，以避免化学药剂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鸟类栖息生境不断优化。通过地形改造、水位调控，工程人员营造了数十个深浅不一的生境单元，用以满足鸻鹬类、雁鸭类等不同鸟类的特定需求。同时，大力恢复本土植被，人工大规模种植芦苇、海三棱藨草等关键植物，利用其丰富的嫩芽、球茎、种子给候鸟提供食物。

一系列措施带来鸟类种类和数量显著增长。数据显示，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候鸟数量从治理前的每年约4万只增长到18万只，记录到的鸟类种类从约300种升至364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从4种增加至20种。

“多年未见的水雉重新出现，罕见鸟类丹顶鹤也来落脚。更关键的是，保护区目前稳定支撑着12种达到全球种群数量1%以上的水鸟，为履行国际湿地公约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独特贡献。”沈波说。

崇明岛变迁是长江治理理念之变的缩影。过去10年，沿江省市切实扛起政治责任，深刻理解把握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内涵，坚持把修复长江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积极探索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深度融合的新路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长江两岸的广泛社会共识。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总规划师徐照明说，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生态优先理念已贯穿于长江治理的全周期。一个项目是否上马，方案如何实施，生态性是其重要考量。十年来，规划锚定生态基调，技术重塑施工范式，长江大保护贯穿从规划设计到施工运行全流程，渗透在长江治理的每一项工程、每一个环节。

一条支流管理的体制之变

鄂豫交界处的丹江口水库，天空明净如洗，巍峨的大坝，湛蓝的湖水，构成一幅美丽画卷。

清晨的寒意还未散去，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彭晓然驱车30余公里，到中线工程陶岔渠首采集水样，再送至实验室检测。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库容339亿立方米，是汉江中下游和北方群众的“大水井”，每年为河南、河北、北京、天津等省市供水近百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超过一亿。

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流域面积9.52万平方公里，涉及6个省份40多个县市区，治理保护协调难度很大。

“早些年，点多面广、各管一段，甚至出现‘一库两策’的情况。”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尽管探索了库区协同机制，但上游依然处于协同之外。

为进一步加强保护治理的系统性，2024年6月，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武汉组建成立汉江流域治理保护中心，汉江治理保护终于有了涵盖流域、跨省协同的专门机构。

汉江流域治理保护中心成立后，不断强化跨部门跨区域保护协作，建立水资源调配、执法联动、跨省河流联防联控等机制。

2025年，三省五市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流域水行政执法联席会议召开，签署《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流域水行政执法协作信息共享协议》，建成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流域水行政执法信息管理平台并推广应用……一张张覆盖全流域的“护水网”，让汉江治理保护从“单一发力”，迈向“系统作战”。

透过丹江口库区，可以看到长江治理从点位治理向系统治理转变，长江流域齐抓共管的格局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长江大保护带来的体制变革，促动多个部门联合开展巡江检查和暗访执法，相邻省份探索试验横向生态补偿……长江治理通过纵向统筹管理、横向区域协同，历史性实现保护治理“循法而治”、流域管理“协同发力”、区域协作“顺畅有效”。

“与过去相比，新时代治江的重要特征是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统筹考虑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下好协同‘一盘棋’。”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廖志伟说。

大江奔腾，一个个鲜活的注脚，无不在昭示长江母亲河正奔向新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未来。

（本文原载于《瞭望》新闻周刊）